【编者按】江河浩荡，岁月鎏金。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十周年。十年间，有一群身影坚守治江护江一线，将热血融入母亲河保护治理征程，他们就是以初心践使命、用实干护长江的长江水利人。即日起，我们推出长江委老领导老专家访谈实录，聆听他们在不同岗位上参与长江大保护工作的真情实感，展现长江委人对江河的深厚眷恋，回望来路，激发力量，谱写长江保护治理工作新篇章。

翁永红，1964年生，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现任长江设计集团首席技术专家。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从事大型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施工与科研工作40余年，主持或参与乌东德水电站、三峡水利枢纽等十余项重大工程，在高坝混凝土优质高效施工技术、拱坝体形抗震设计、水电站发电尾水集鱼等技术领域取得了大量原创成果。

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指引下，长江流域在过去十年间展开了一场深刻的保护与发展转型，翁永红也亲历了中国水利工程建设的深刻转型。他不满足于技术的“聪明”，更追求工程的“灵魂”，在他眼中，真正的好工程不是冰冷的混凝土巨构，而是能与江河共鸣、与自然相依的鲜活机体。这种理念的升华，正是长江大保护十年最深刻的注脚。

从“治水”到“护江”的理念跃迁

对我而言，与长江结缘、投身治江事业，既是时代的选择，更是内心的召唤。我与长江打交道，开始于隔河岩水电站，锤炼在三峡工程，熔铸于乌东德水电站。40年的积累，让我深刻认识到水利工程与流域生态的共生关系。如果说早年的工程更多关注的是工程安全、技术突破、能源效益，那么近十年来，随着“长江大保护”理念的深入人心，我们的工作重心也逐渐转向如何让工程与生态和谐共生。

回顾这一转变历程，结合我自身的工程建设实践，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技术突破期。我从天津大学毕业后刚分配到长江委就参与了隔河岩工程建设，随后投入三峡工程设计。那时的核心任务是解决“能不能建”“怎么建好”的技术难题。我印象最深的是1993年的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审查前，国务院组织专题会议研究决策施工期导流和通航方案，与会专家围绕导流方案进行了长达一周的激烈讨论，最终确立了三期导流方案。那个时期，大家更关注工程安全、技术可行性和经济效益。

第二阶段是生态觉醒期。2003年我开始担任乌东德水电站设计总工程师，生态问题逐渐成为工程设计必须直面的核心议题。记得2017年底，我们在宜昌召开乌东德水电站的环保设施专题审查会，一位专家严肃地问我：“你们设计的集鱼船放在巨型机组下游，水位变幅达到1-1.5米，在这样水位剧烈波动的河段，集鱼船作业安全如何保障？”那一刻我意识到，传统的水电工程设计思维已经亟须转变。

第三阶段是系统保护期。这十年间，“长江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我们的工程设计理念发生了深刻变革。我不再仅仅是解决具体技术问题的工程师，更要成为生态系统的思考者。现在设计一个工程，我们要同时回答四个问题：技术上是否安全可靠？经济上是否合理可行？生态上是否友好可持续？综合效益能否充分发挥？

这种理念转变在乌东德水电站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乌东德水电站从2003年启动设计，到2020年下闸蓄水，再到如今持续开展生态优化，工程全周期都融入生态优先理念，从设计创新到生态修复，实现了世界级水电工程与长江生态系统保护的协同发展。如今五年过去，大坝运行稳定，乌东德水电站凝练总结的“复杂条件特高拱坝建造关键技术与应用”也获得了湖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从“聪明大坝”到“生命工程”的技术实践

外界常称乌东德是“最聪明的大坝”，但我更愿意称它为“有生命的大坝”。聪明意味着数字化、智能化监控，而有生命意味着工程被赋予了灵魂——那就是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态的守护。乌东德水电站的“生命”，体现在它能够以技术创新实现生态友好的多重目标。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大坝泄洪系统的设计。传统的高坝泄洪方案往往会在坝身开孔，但这会破坏大坝的整体性，尤其在地震烈度高的金沙江流域存在风险。我们创新提出了“强紊动隔离”透水式新型水垫塘方案，与传统水电站相比，这个结构能更好地适应峡谷地区特点。更深层的变化体现在导流方案上。过去在高坝建设期间，为了施工导流，往往会在拱坝坝身设置底孔，但工程结束后这些底孔就会永久封堵，造成浪费。在乌东德，我们首次采用了不设导流底孔的创新设计，通过优化导流隧洞群的布置，采用高低孔组合的方式，既保证了施工安全，又减少了对坝体结构的扰动，更实现了生态流量的高效下泄。2020年初下闸蓄水时，正值疫情初期，我和现场设代团队72小时不间断现场值守，最终实现了安全平稳下闸蓄水，成果获湖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乌东德最让我骄傲的创新之一，是尾水集鱼系统的研发。正如之前提到的，起初我们计划采用传统的集运鱼船，但很快发现不适合金沙江急流性鱼类的习性，方案也遭到了专家的质疑。说实话，我当时对鱼类生态几乎一窍不通，只知道“鱼儿离不开水”。但问题既然摆在了面前，就必须解决。于是我找到长江设计集团枢纽院通航与过鱼设计部副主任、鱼类专家王翔，开始了全新的探索。我们发现，水电站尾水流场虽然紊乱，但存在规律性漩涡，这些漩涡恰好成为鱼类上溯的“踏脚石”。基于这一发现，我们创新设计出“尾水集鱼系统”，利用发电尾水动能，营造全深度集鱼方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采用“带水集运鱼”工艺——鱼在被转运的整个过程中都处于适宜的水环境中，这就像为鱼提供了“头等舱”服务。

2021年4月试运行以来，已累计集鱼近17万尾，种类达59种，包括圆口铜鱼、长薄鳅等8种国家重点保护及珍稀特有物种，过鱼效果在数量和种类方面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也印证了这条“生命天梯”的成功。就在前不久，这项技术获得了中国大坝工程学会技术发明特等奖。

从单一工程到流域系统的大保护哲学

长江大保护这十年，最大的变化是从单一工程思维向系统治理思维的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对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作出重要指示中强调，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勇攀科技新高峰”，“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科学有序推进金沙江水能资源开发”，这已经成为我们在水利工程建设的核心准则。

我现在参与的攀枝花仁和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就是系统思维的典型实践。如果说过去我们更多关注单个工程的生态友好，那么未来我们将走向流域系统的整体保护。

攀枝花项目始于2021年3月的一个想法。当时乌东德工程临近尾声，我思考着如何将水电工程与区域发展更深度结合。我们发现，乌东德水库水位变幅达30米，是理想的抽水蓄能站点。同时，攀枝花干热河谷地区严重缺水，农业灌溉成本高昂。

我把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思考，提出了“抽水蓄能+灌溉供水”的结合方案。具体来说，就是利用抽水蓄能电站的上水库作为攀枝花灌区工程水源，通过封闭管网进行灌区供水；在电网用电低谷时，利用富余新能源电力抽水蓄能；在用电高峰时放水发电，同时保障灌溉用水。

2024年，这个项目被纳入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攀枝花也获批为全国首个共同富裕试验区。这让我深刻体会到，新时代的水利工程必须跳出单一功能思维，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引擎。该项目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的生动体现。

展望未来，我认为，接下来十年长江大保护将呈现三个趋势：

一是从“水能开发”走向“水资源系统配置”。中国能源消费在过去50年间持续增长。虽然水电开发仍有空间，但更重要的是水资源的优化配置。西南地区“水多但地势高”，中下游“水少但需求大”，需要建设国家水网实现空间均衡。

二是从“工程减损”走向“生态增值”。过去我们主要致力于减少工程对生态的负面影响，未来要主动创造生态价值。在乌东德，我们与邓秀新院士团队合作，利用干热河谷特性发展经济果林，既固土护坡，又帮助群众增收。这种“生态产业化”模式值得推广。

三是从“专业分工”走向“学科融合”。现代水利工程需要水利、生态、能源、农业等多学科协同。我在乌东德深有体会：不懂鱼类习性，就设计不出好的集鱼系统；不懂植物特性，就做不好边坡修复；不懂能源市场，就设计不出高效的抽蓄方案。

最后，我想对青年水利工作者说：要有敢于突破常规的勇气，也要有用简洁语言阐释复杂技术的能力，更要有持之以恒推动创新的韧劲。

长江大保护是一项跨代工程，需要每一代水利人传承创新、接续奋斗。我很庆幸，能用自己的职业生涯见证并参与这个伟大的时代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