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在祝贺文伏波院士80华诞座谈会上，与会领导和代表的发言不仅对文院士的经历和贡献作了回顾和恰如其分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凝练了老一辈治江工作者高尚的精神情操。文院士也语重心长地谈了一番感受，十分生动。为此，将会议记录作整理后，与读者们分享其中的意义。
蔡其华：
以文院士为代表的老一辈治江工作者，是治江事业的开拓者、拓荒者，文院士毕业于中央大学水利工程系，1949年来到长江委。多次获奖，为长江委争得了荣誉，在规划、设计过程中带出了一支队伍，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文院士的扶持、栽培下成长起来的。
我着重谈我对文院士最深的三点感受。
第一，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老一辈治江工作者们志存高远、坚韧不拔的执著追求。在这56年，不论是顺境还是遭遇挫折，均能始终坚持理想、信念与执著的追求。我在网上读到文院士的一首诗“一朝奠定四纪功，白发青丝数代同。尚有艰难横前路，临渊履薄越险峰。”几十年来，文院士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坚守自己的诺言与信念，这值得我们中青年工作者学习与景仰。
第二，在文院士身上，充分体现了老一辈人临渊履薄、戒慎恐惧的心理，他始终牢记周总理“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嘱托，水利工程无小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在文院士身上体现了视质量为生命，树精品于江河的精神，正因为此，一座座丰碑才矗立于历史长河与人民的心里。我们治江，规划、设计的工程未出大错，正在于此。
第三，文院士等老一辈治江工作者身上闪烁着勿图激扬，但求行实的严谨作风，他设计的工程获多次奖，他的著作也多次获奖，作为中国水利权威，资深院士，他从来都十分谦虚谨慎，亲切和蔼，既善于坚持真理，又善于听取不同意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文院士深入工地长达24年，我们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同志，在老同志传帮带工作几年后，必须下工地，发现施工中的实际问题，在解决问题时修改设计，从而为下一次设计积累经验。
文院士谦虚谨慎，不居功自傲，他和以他为代表老一辈治江工作者执的执著追求、责任意识、严谨作风都是年轻人在新时期治江实践的源泉和动力。年轻人要力戒浮躁，执著追求，咬定目标不放松。职称、权势只是身外之物，唯有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才能为同事们有口皆碑，然后才可以说我对得起治江事业，
当前，我们正在努力探索、不断完善以“维护健康长江、促进人水和谐”为基本宗旨的新时期治江思路，已经得到了广泛支持与高度一致。我们肩负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治江事业发展的时代重任，全委广大干部职工都要大力弘扬老一辈治江工作者开创的优良传统，都要从老一辈治江工作者那里汲取智慧、精神和力量。同时，也热切期望老一辈治江工作者继续关心支持、指导我们的工作，继续奖掖后学，扶持年轻，共同开创美好未来。
祝文院士身体健康长寿，合家安乐幸福！
钮新强：
首先，我代表设计院5400名职工祝文院士寿比南山、身体安康，福如东海。
我这里也讲三点感受：
第一，文院士是我们尊敬的学者。
首先说学者风范，论语中有“仁者乐山，知者乐水”，这在文院士身上体现得非常深，搞水利的人要树立热爱水，热爱山的信念。他学识严谨，理念创新，有负责精神。我在文院士面前是年轻人，但在院里算是中年人。始终对年轻人强调这一点。在专业学识中，对每一个技术问题的讨论与研究，文院士都树立了典范。
第二，文院士是我们尊敬的老师，我到长江委工作20多年，文院士是我们成长中非常令我尊敬的老师，设计院目前面临困境，但我们有一支四十岁上下的稳定队伍，这支队伍成长正得益于以文院士为代表的老一辈治江工作者的关心、指导与培养。
第三，文院士是我们尊敬的长者。进入新时期以来，长江委在改革中发展，委院分开，刚开始时体会不深，但越来越感觉到压力。我们要自己闯天下，打市场，求生存。有许多困难，我们靠水利水电求生存，水利工程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前期未参与，再想竞争就难了。文院士非常关心设计院的生存与发展，我发自内心地说一句：感谢文院士及老一辈治江工作者！
徐麟祥：
谈谈长江委的一些传统。我1962年到长委来就在文院士领导下工作，当时正遇到丹江口大坝裂缝灌浆补强，我们没有经验，现场研究、施工，劳动强度很大。当时的设计人员是一定要到现场的，长委实行的技术终身负责制，就是坚持了深入实际，深入现场。原则问题不让步，细节可让步。
监理，当时虽无概念，但在丹江口，我们是24小时监督，是实际上的监理，（文院士插话：是义务监理，正因为此，丹江口质量有问题，但基础无问题。）
林主任号召技术人员讲求多学哲学，多学点辩证法。
（文院士插话：“在临到丹江口前，林主任给我说了三句话，我一直记着，第一句是，影响质量和安全的，坚决不让步，第二，影响质量，但事后可以补救的，还是坚持，但可适当让步；第三，纯粹施工中出现的问题，只要不影响质量，就让他们一点。”）
还谈一件小事。在十年动乱中，文院士被夺了权，当普通的描图员，后来我们发现，所有的人都不如他，不但图描得好，还主动修正了许多错误，说明他扎实的基本功。
洪庆余：
我与文院士共事已经50多年。这里只谈几件事。
文院士毕业后是在下游局工作，是林一山主任最早从下游局抽调到委里工作四个人之一，还有杨贤溢总工等。
在修丹江口时，我们对大型工程一点经验也没有，在林主任心中丹江口是三峡的试验坝，文主任被派往工地时，林主任讲了三句话，文院士在工地呆了多年，一直是严格按这三句话做的。当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经常说他保守，给他戴了不少帽子，工作难度很大。这也反映了他一贯严谨的作风。
关于做混凝土质量，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它（混凝土）那么粗糙，制作起来却那么娇嫩，这不行，那也不行。因此他们不重视，浇起来出现了不少空隙，裂缝。他当时就把这些一一记录在册。当时上面检验，结果还是合格，文主任坚决不同意。有位领导问他，集体决定的事你怎么不服从。你说质量不好，他问有什么证据。文主任当时拿出记录，他无话可说。
建葛洲坝的时候，开始也有类似情况，一开大会就有人不点名地批评长江委给丹江口抹了黑，气氛非常不好。文院士任工地设代处长，非常困难，当时无监理，设代实际上兼着监理职能，而且尚未明确施工服从设计的原则，从这一段，更能反映他的工作作风。
郑守仁：
我是1974年葛洲坝复工时来到工地的（此前在乌江渡）文院士是设计处长受教育最深一是，他在工地能实地解决问题，二是重视施工质量，他经常用林主任的三句话教育我，当时与指挥部、工程局的争议非常多。
以后在三峡，对溢洪道和船闸的混凝土质量，文院士十分重视，要求对质量进行全面检查，在他的严格要求下，公司同意进行全部检查，还发现了几个问题。我们通过自己的工作赢得了别人的信任，这是文院士对我们教育、支持的结果。
我们做的工程，首先靠的是委领导的信任，再就是以文院士为代表团的老一辈治江工作者。
潘天达：
我认为，文院士首先是老党员，是共产党人的楷模。
他长期领导技术委员会，把握非常适当，他常说，技术委员会是职责是拾遗补阙，帮忙不添乱，他始终支持，千方百计帮忙治江事业。
他多次带我们去现场，每次都听汇报，回来时要写纪要，他和洪总对每个纪要都认真审阅。他常说，领导们都忙，不要什么事都打扰领导，挑重要的事向领导汇报。什么事都汇报就会影响工作，这就添乱了。
文主任主持技术委员会十几年，是很成功的。在今后，长江委仍需要这样“帮忙不添乱”的组织。
文伏波：
今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为我80岁生日进行座谈，我非常高兴，在此对你们表示感谢。
80岁在过去时高寿，岳飞曾写过这样的词,“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他只活了39岁，我已经80岁了。
从自然规律上说，80岁是人走下坡路的年龄，但我还有信心多干一段时间。
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于动荡年代，每个年代都打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我1931到1937年读小学，爱大革命影响，所有的庙宇、祠堂都办起了小学，我从闰接受的是新式启蒙教育，不像许多同龄人那样读过私塾，到大学时，我发现许多人都读了私塾，有人问我，不读三字经，怎么还能写好古体诗，我说，那是我在高中时产生兴趣，学的。
我的初中和高中都是在不断迁移中度过的。记得当时米贵，我们买不起，只能雇人从几百里外的家中用推车送来，睡的上地铺，生活极其清苦。但师生们同仇敌忾，发愤教学，敌人的侵略没有压倒我们，学校不仅解散，而且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有所发展。我也深深感受到“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
1943-1949年，是我的大学生涯，在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为挽救失败命运，他们悍然发动豫湘桂战役，占领了祖国大片领土，几十万人甚至打到了独山，逼近贵阳，整个大西南一片动荡，大批学生踊跃参军，中央大学也有不少人来到设在重庆的中国驻印远征军的教导团，我被选中，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训练，于1944年12月离开重庆，经昆明到缅甸的密支那，参加抗日战争。日本人投降后，我回到南京，重新开始第二学年的学习。
在目睹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后，我积极向党组织选拔，于1948年4月秘密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又于1949年1月入党。受形势所迫，我于1948年11月离开中央大学，因此还有一个学期没有学完，后来，学校曾发出通知，让我回去拿毕业证，但因我在丹江口，消息不灵，没有去，因此我的毕业证至今还在学校。
毕业后，南京解放，我于1949年9月到长江工程总局，1950年5月12日到武汉长江委总部，最终接受到的是荆江分洪工程，一直接受林一山的教育。
林主任虽长期从事军事工作，但对水利建设非常谨慎，记得当时曾为工程开了两三天的专题座谈会，我担任记录员，林主任思想对我影响很大，当时有人提出在北岸做，林主任不同意，说北岸地势低，如果在那里建闸，水头高度超过10米，我们的技术达不到这个水平。南岸地势高，同样规模的水闸，水头只有5米，而且在分洪区的南边和虎渡东岸已有现成堤防，工作量也相应少一些。为保证工程设计万无一失，林一山把试验放在重要地位，长江委没有实验室，就与武汉大学合作，搞了水工模型、材料试验及土壤钻探试验，在此基础上，荆江工程的主要设计在不到一年时间便告完成。
1952年7月，荆江分洪工程主体工程刚刚完成，林一山主任便组织我们学习矛盾论和实践论，并写了两篇文章，把两论思想贯穿于工程设计中。
1954年长江大洪水后，林一山主任将长江委的主力投入到抗洪抢险中，但仍留下十几名骨干力量在长江委，总结荆江分洪工程，并着手设计杜杜家台分洪工程，我是其中之一。参加了设计工作，但因搞运动，在施工时我不在工地。
荆江和杜家台两个分洪工程完成后，在林一山主任指导下，我们在设计科长曹乐安的带领下写了一本《平原地区建闸设计手册》，该手册篇幅虽小，却在较长一段时间成为在平原建闸设计的规范。
我运气好，在荆江和杜家台工程之后，又赶上了丹江口水利枢纽，从事治江事业50多年，接触的工程一个接着一个。现在，年轻人赶上了好进修，工程也是一个接着一个，你们的运气也好。
林一山将长江委设在武汉而不是南京，考虑主要有二，一是武汉是九省通衢，指挥方便，二是长江中游，如洞庭湖、江汉平原和武汉的防洪任务十分繁重。
听钮院长说现在长江委形成了一批四十上下、稳定的中坚队伍，我很高兴，
下面我谈两点期望。
第一，期望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要坚持下去。理论联系实际是长江委的一贯传统，我曾说过，水布垭由长江委负责，坝高223米，是世界最高的，应该能够出勘测大师、设计大师和院士，但是现在缺乏从头做到尾，持之以恒做下去的同志。我曾说过，做工程要有“板凳坐到十年冷”的精神，现在有的人三十、四十就到了较高职务，业务上没有深入下去，很可惜。现在时代变化了，理论联系实际不一定要求你一直在工地，但还是要坚持。这条路今后怎么走，值得研究。这方面，郑守仁值得我们学习，为了技术舍弃了很多，有人说，他是五十年一遇，我们不能希望人人都像郑总那样，但还希望有人向他学习。徐瑞春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一辈子在清江从事地质工作，不仅在实践中解决了软弱夹层这一世界性的难题。还写了许多著作，关于清江的地质，他计划写8本，现已完成4本。因此在评勘测大师时排名很靠前。
第二，我想起了燕昭王设黄金台买千里马的故事，用重金买下千里马的骨头，体现的是燕昭王招纳贤才的决心，他也招来了贤才。我希望自己的马骨，为长江委引来更多的千里马。
以前对评大师不太重视，现在有所改变。
张振羽今年已经是第四次报名了，今年67岁，徐瑞春也68岁，长江委申报的同志年龄都比较大了，应该培养一批年轻的科技人员，出现一些50岁上下的带头人，不能总依靠老人。一定要重视这一点，
王忠法：
我一到长江委就是在文主任带领下，搞长流规，他是我们的老领导，是良师益友，是长者，也是著名学者，给我们竖了很好的榜样。
（李卫星以发言顺序记录整理）
2005年8月3日
